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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东坡建“方舱医院”,是曾经真实存在的吗?

2020-04-2007:55:10来源:北京青年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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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宋代药坊

▲苏东坡

▲叶天士

▲吴又可

疫情是历史的一道疤痕,所有亲历者都不会忘记有关于疫情的一幕幕。纵观古代有关于描写疫情的文学作品,从文字中就能感受到当时人们的惊慌与恐惧,在这些文学作品的背后,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个定格在历史时光里的抗疫英雄。

苏东坡发毒誓求药方,建“方舱医院”

沈括的为人在历史上备受争议,但他的才学却是有目共睹的,他曾在《梦溪笔谈》里描述过江南的疫情,而抗疫的主角,正是我们熟悉的苏东坡。

在苏东坡的人生中,曾参加过两次抗疫。

第一次是在元丰三年(1080年),苏东坡刚被贬到黄州,也就是如今的湖北省黄冈市,当时的黄州正在经历一场瘟疫。

苏东坡在当地是个微不足道且受监视的小官,但他仍然以抗疫为己任,献出一张名为“圣散子方”的药方。

药方的主人是苏东坡老家眉山的名医巢谷,这张药方是巢谷的祖传秘方,但巢谷的祖上有个规定,这张药方不得传于外人。

苏东坡心想:要不,我求求他?

巢谷告诉苏东坡:这个世界是守恒的,总有一些人要得这个病,你如果治好了他们,这些病以后都是你一个人得!

苏东坡不在意,他继续求巢谷,巢谷最终被苏东坡的再三恳求而感动,但他很傲娇地对苏东坡说:你现在指着江水发毒誓,永远不将此药方传授给他人!

苏东坡照着做了,但仅仅只是发了毒誓,药方一到手,立马就去救人。吃了这个配方的患者,大多数都痊愈了,这一成果被苏东坡记录在《圣散子叙》里:谪居黄州,比年时疫,合此药散之,所活不可胜数。

后来,这张方子又被苏东坡传给了庞安时,庞安时将此方收录于《伤寒总病论》里,苏东坡专门为此作叙。而巢谷也并没有因此跟苏东坡绝交,在苏东坡被贬儋州之时,年过古稀的他还要跋山涉水去看他,只可惜在半道上去世了。

关于苏东坡第二次抗疫,《宋史·苏轼列传》里有这样一段记录:

既至杭,大旱,饥疫并作。轼请于朝,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,复得赐度僧牒,易米以救饥者。明年春,又减价粜常平米,多作饘粥药剂,遣使挟医分坊治病,活者甚众。轼曰:“杭,水陆之会,疫死比他处常多。”乃裒羡缗得二千,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,以作病坊,稍畜钱粮待之。

这一年是元祐四年(1089年),苏东坡去杭州当了市长。当时的杭州,也遇上了一场瘟疫,因为有过之前的抗疫经验,苏东坡先是用“圣散子方”稳定了一部分患者的病情。但这场瘟疫有点严重,确诊病例每天都在新增,不是“圣散子方”这一药方就能解决的,于是苏东坡开启了一系列的抗疫行动。

苏东坡先向朝廷请示,免去“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”,减去进贡大米的三分之一,这个举措相当于如今国家在疫情期间给企业减税减社保。

又“复得赐度僧牒,易米以救饥者”,需要救助的患者太多了,没有足够的资金怎么办呢?在宋代,僧人不是剃个光头就可以当的,必须要有国家颁发的从业证书,而这个证书就被称之为“牒文”,有了这个证书,就可以享受国家对僧人的补助政策。苏东坡很会变通,用这个指标换取了一些大米,以救助在饥寒交迫中的患者。

到了第二年春天,苏东坡又把常平仓的大米拿出来半价售卖,用来煮粥和熬药。不仅如此,他还“遣使挟医分坊治病,活者甚众”。苏东坡带着医生走访确诊病患的家宅,进行上门治疗服务,为此很多患者都康复了。

熟读医书的苏东坡深知瘟疫的传染性,认为杭州是水陆之会,输入病例一多,传染性就大,确诊病例死亡的几率也会随着增大。于是他向社会募捐了两千余缗,感觉好像还不太够,又从自己的私房钱里拿出来五十两黄金,用来建了一个“方舱医院”,集中对病患进行治疗。

这个“方舱医院”,苏东坡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安乐坊”。

安乐坊在疫情期间,收治贫困的确诊病人,“以僧主之”,主要是让僧人进行管理安排。而这些确诊病人的收治也很有条理,并不是将他们一窝蜂地安排在一起,而是“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,以防渐染”,根据被感染患者的症状与轻重安排病房,防止交叉感染,直到这些确诊的被感染患者痊愈后,才可离开。

有人会问:谁都可以被安乐坊收治么?

答案是肯定的,只要是在境内发现被感染,都有资格进入安乐坊集中收治。

经过三年多的治疗,杭州当时流行的那场瘟疫才被控制住,后来朝廷觉得苏东坡这个举措很有成效,于是被国家多次采纳,并且更名为“安济坊”。

当安乐坊成为“安济坊”以后,确诊病人享受的国家福利更加丰富,不仅有医护人员,还有厨师、专门喂养被感染儿童的乳母,以及相当于我们如今医院保洁员的“使女”,可见宋朝对于疫情极为重视。

那以后,安济坊享受国家经费补贴,在此工作的医师享有编制待遇,被赐予了“紫袍”,这也是方舱医院最初的原型。

而苏东坡的这些医学理论,被沈括集成了一套医书,也就是后来的《苏沈良方》。

明代崇祯年间瘟疫,吴又可著《瘟疫论》

清代有个明末遗民,化名为花村看行侍者,他写了一部回忆录《花村谈往》,其中关于明代崇祯年间的瘟疫,提及了几个很可怕的瘟疫死亡案。

比如两个小偷去一家因瘟疫而死绝的大户人家偷窃,原本想着大发一笔横财,俩人说好一个负责偷,另一个负责接应,结果负责接应的小偷东西还没摸到手,人已经当场死亡了。

又比如两个好朋友,共骑一匹马,坐在后面的人跟前面的人说了个笑话,结果前面的人没有任何反应,仔细一看,人已经死了,而马鞭还扬在半空中。

最惨的还是一对新婚夫妇,夫妻拜堂成亲后,坐于新房帐中,很久没有出来。家里人一掀开帐子,发现夫妻俩早已死亡,床头两边各躺一个。

这些瘟疫死亡案绝不是空穴来风,还有一些明代小说,如《剪灯馀话》《情史》《金瓶梅词话》《东周列国志》等,有的是以瘟疫为背景,有的是以瘟疫为题材,这些文学作品都有一定的史实背景,在《明史》中都有迹可循。

据《汉南续郡志》记载:“崇祯元年,全陕天赤如血。五年大饥,六年大水,七年秋蝗、大饥,八年九月西乡旱,略阳水涝,民舍全没。九年旱蝗,十年秋禾全无,十一年夏飞蝗蔽天……十三年大旱……十四年旱。”

可以说从明代崇祯元年(1628年),明思宗朱由检登基开始,灾难就没有停歇过,饥荒、洪涝、蝗灾、旱灾……百姓们过得流离失所,凄惨到什么样呢?

陕西巡按马懋才在《备陈大饥疏》里记载过这样一个片段:当时的灾民先是抢夺山上的蓬草吃,吃完蓬草吃树皮,吃完树皮又吃土,最终因为树皮泥土不消化,腹胀而死,死亡率极高。

崇祯十四年七月七,疫情从河北蔓延到了北京,这个疫情的病毒叫“疙瘩病”,据说只要身上起了一块红疹子,就再也无药可救,只能等死。

狡猾的“疙瘩病”还没结束,崇祯十六年八月,天津又暴发了鼠疫:上天降灾,瘟疫流行,自八月至今(九月十五日),传染至盛。有一二日亡者,有朝染夕亡者,日每不下数百人,甚有全家皆亡不留一人者,排门逐户,无一保全。

这个疫情极为严重,传播速度极快。有的人被感染,一两天后就去世了,而有的人早晨被感染,晚上就死亡,每天新增死亡人数不下一百,甚至很多人家都死绝了,没有一个幸存者。

在这样一场惨烈的疫情里,出现了一位抗疫英雄:吴又可。

电影《大明劫》中,就以吴又可为男主角,讲述了明末的劫难。吴又可生于明代末年,他在《瘟疫论》原序中提到:崇祯辛巳,疫气流行,感者多,于五六月益甚,或合门传染。其于始发之时,每见时师误以正伤寒法治之,未有不殆者……医者彷徨无措,病者日近危笃。病愈急,投医愈乱。不死于病,乃死于医;不死于医,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。

崇祯年间的疫情太严重了,感染者众多。但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,很多医生都以伤寒法治疗,根本不是对症治疗,于是疫情无法得到控制,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多。

正因此,吴又可努力钻研,写下了《瘟疫论》。这本著作从根本上分析了瘟疫与伤寒的区别,提出了“戾气”的概念,认为瘟疫就是由“戾气”产生的,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病毒。

在四百多年前,吴又可就认为“戾气”主要是从口鼻输入体内,而传播方式为人传人、物传人以及病毒引发多种疾病并发死亡……这些观念,对于我们现代疫情的防控也有着很好的参照作用。

同时,吴又可还研发出了特效药“达原饮”,由槟榔、厚朴、草果、知母、芍药、黄芩、甘草七味药组成,用于瘟疫或疟疾。服用之后可以使人体的“戾气”退去,浑身发热,从而渐渐地康复痊愈。

清代瘟疫多发,出现了“温病四大家”

在清代几乎所有的白话文小说里都描写到了瘟疫,如《镜花缘》中提到了天花,《黑藉冤魂》里写到了鼠疫,而《子不语》里又写了疟疾……据《清史稿·灾异志》里记载,当时清朝发生的大小瘟疫,加在一起有149起。

从清代描写到瘟疫的小说中看,描写最多的是天花。

天花在清代又被称为“痘”,《镜花缘》中就曾描写到这种“痘”。当时的人们对“痘”的恐惧极强,以至于在民间常建痘疹娘娘祠,还有了祭拜痘疹娘娘的民俗,以求全家平安。

天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急性传染病,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第三部的时候,紫薇的儿子东儿就曾得过天花。剧中的东儿在得天花之时,高烧不退、浑身没力气、呕吐不止,身上还出现了红疹子……这就是天花的典型症状。

回顾整个清朝,顺治帝、同治帝死于天花,而康熙、咸丰也曾得过天花,单是帝王就占了四人,更别提其他的皇室子弟和民间百姓了!

康熙帝因为亲身经历过,所以对于天花的防护非常谨慎。当时在太医院设立了“痘疹科”,全国各地广征名医会诊,同时设立了“查痘章京”,严格防控输入病例。

因为帝王对天花的重视,有个叫傅为格的人,研制出了种痘之术:让种痘者先轻微地感染上天花的症状,然后再出天花,最后通过治疗痊愈后,种痘者身体里就有了对天花的免疫力。虽然也有种痘失败的死亡病例,但最终种痘还是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。

清代除了天花以外,民间多发疟疾、鼠疫等等,如光绪二十八、二十九年苏南、杭州疫疾,如清末东北鼠疫、安东霍乱……这些疫情传播速度都极快,造成了很多死伤。

或许是“乱世出英雄”,肆虐的瘟疫让很多医者按捺不住悬壶济世的心,于是清代出现了“温病四大家”:叶桂、薛雪、吴瑭、王士雄。

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叶桂,很多古装剧里称他为“叶天士”,他生于康熙五年,逝世于乾隆十年,享年79岁,这在古代是绝对的高寿。

叶桂对于时疫的治疗最为擅长,也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,可以说叶桂是温病学的奠基人。他的医学著作除了家喻户晓的《温热论》以外,还有《临证指南医案》《未刻本叶氏医案》等将近十多部医书。

叶桂在这些医学著作里,分析了病变的发展,给出了诊断依据,还有一些临床试验结果,这让治疗温热病有了大量的医学基础。因为叶桂对疫情治疗的独到,在清代形成了一个医学流派,即“叶派”。叶桂作为导师,将自己的医学知识都传授给了他的学生,也是受他的影响,清代以后,研究温病的医者越来越多,对近代中医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

疫情的出现让无数个生命骤然消失,但无论它有多可怕,总有人在拼尽全力驱逐它,在古代如此,在现代更是如此。

文并供图/金陵小岱

责任编辑:张琳(EN04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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